谪宦不幸岭南幸(图)

转自：南方日报
《宋代岭南谪宦》金强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

“韩如海,苏如潮”,是后人对韩愈、苏轼文章的称赞。不太为人所知的是,韩愈、苏轼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:岭南谪宦。其中,又以苏轼引领的宋代岭南谪宦“大军”备受瞩目,两宋三百年间竟有490余位谪宦南迁。回溯历史,岭南社会从整体上跟上中国社会前进步伐,其时间节点恰好也是宋代。清代学者屈大均指出:“(岭南)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,自唐、宋以后为神州。”从蛮裔到神州,是岭南历史文化的全面发展,不仅是政治、经济、社会,更包括文化。“不可否认,在此过程中,中原先进文化的南传,具有决定性的意义。”(张其凡:《宋代岭南谪宦·序》)那么,岭南的开发、中原先进文化的南传与这些宋代岭南谪宦之间,会有怎样的一种因缘际会呢?

白云苍狗,往事尘封,谁还记得陈尧佐继韩愈之后在潮州祭文驱鳄,谁又能体会苏轼在惠州推广秧马的良苦用心,谁还在乎寇准、苏辙、黄庭坚、秦九韶、陆秀夫等人在岭南瘴气、飓风、猛兽包围中的恐惧与洒脱,在寂寞、失落、无助中的坚持和作为?千载之下逢知音。金强博士的《宋代岭南谪宦》,以别开生面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浩繁的史料进行钩稽排比,拭去宋代谪宦遗留在岭南大地上的足迹微尘,再现当年谪宦斩不断的悲情、诉说不完的乡愁,还有绵延久远的文化遗泽和无可替代的拓荒之功。

“蛮水似鲜血,瘴天如死灰。吏忧民置毒,巫幸鬼为灾。”(宋·王象之:《舆地纪胜》卷122)宋代岭南之所以成为谪宦的集中安置地,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关系。其中,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瘴气。一过五岭,就如涉鬼门关:瘴气生时,飞鸟坠地,家禽倒毙,人触之即死。当时民间流传的谚语云:“春、循、梅、新,与死为邻；高、窦、雷、化,说着也怕。”(宋·马永卿:《元城语录解》)其次,还有让人不能接受的陋俗怪习,诸如生子不举、生病不医等,时刻折磨着谪宦的道德和认知底线。非谪宦的宋代著名诗人范成大,得知可以离任岭南履新成都时欣喜若狂,一刻也不想多呆,“裹饭长歌关外去,车如飞电马如流。”(宋·范成大:《严关》)更何况那些如履薄冰的谪宦,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。

“问翁大庾岭头住,曾见南迁几个回?”(宋·苏轼:《赠岭上老人》)道尽了南来谪宦的无尽辛酸。

谪宦不幸岭南幸。六朝以来,流徙岭南的谪宦史不绝书。如南朝谢灵运流徙广州；唐代宋之问流钦州,刘禹锡贬连州,牛僧孺贬循州,李德儒贬潮州；明代高攀龙谪揭阳,汤显祖谪徐闻———这些谪宦要么蜻蜓点水,要么势单力孤,要么集中于广州,对岭南整体发展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。宋代谪宦则不然,寇准贬雷州,姚铉贬连州,丁谓贬崖州,曾布谪廉州,郑侠徙英州,秦观徙雷州,苏轼贬惠州,苏辙贬雷州,李纲贬雷州,张浚徙连州,赵鼎徙潮州……宋代五岭的驿道上几乎每年都有谪宦南来的身影。他们前赴后继,越过大庾岭,然后如水银泻地般遍及岭南“穷山恶水”之间,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区流徙的谪宦越多。谪宦以个人的不幸成就岭南的大幸,对推动岭南发展可谓功莫大焉。

传播中原先进文化,岭南文化发展因此迎来突飞猛进的转捩点。如丁谓、胡铨在崖州教民读书著文；如姚铉在连州编辑“文粹”,供人抄学；如郑侠在英州无论贫富贵贱,讲学授徒……著名宋史学家陈乐素先生曾经指出:“他们(谪宦)在岭南的活动,他们的立身行事,影响了当时的人,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影响后人。”自古地处岭外蛮烟瘴雨之区、以为罪臣投荒之地的潮州,由于名贤毕至,人才泉涌,遂有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

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,岭南地区从此改变蒙昧落后状况。岭南虽然物产丰富,商业贸易活跃,但百姓历来对农业不够重视,整体发展上曾经长期落后于江南和中原。宋代很多谪宦到达岭南的头等大事便是劝课农桑,同时极力推动修路搭桥、筑坝防洪、推广农具和农作物,还有缉盗、整顿治安等。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于宋理宗景定元年(1260)流梅州,由于理政过度而殂于梅州。另外,通过有效的治疗和示范,也在一定程度改良了岭南长期存在的有病求巫不求医等陋俗。

从政治舞台的中心来到瘴乡蛮地的岭南,对于谪宦来说,是仕途上的一大打击和生命中的一大挫折。有人因此郁郁而终,有人则达观乐天,还有人如同行尸走肉……种种行为的背后,曾经涌过一番什么样的心底微澜?南宋李光70多岁年老体衰之时被贬岭南,最后竟然能以91岁的高龄生还北返,真的是他“能于烦恼泥中一尘不染”,还是“生死去来,本是常事”的豁达成就了他?针对其中的探究,成为本书研究方法的出色之处:通过心态与行为的结合研究,一扫考据的繁琐枯燥,给人以真实的历史现场感,那些饱受悲欢离合之苦的谪宦,仿佛可触可摸。换言之,《宋代岭南谪宦》不仅是一部宋代岭南谪宦的行为史,还是一部宋代岭南谪宦的心态史。

日暮乡关何处是,岭南谪宦几多愁?不如归去,一缕羁旅者的心曲终日绕梁,无休无止；蜕尽繁华,厌倦尔虞我诈的宦海挣扎,一曲隐遗者的低吟悄然响起；忠而见逐、信而被谤,一腔失意者的愤歌溢不可扼……钱钟书曾经说过:“史家追述真人实事,每须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,潜心腔内,忖之度之, 以揣以摩,庶几入情合理。”金强博士以诗证史,以“同情之理解”的态度,道出了谪宦“同为天涯沦落人”的惺惺相惜,唱出了“俯仰天地宽”的人生豪迈,也点明了“亲者如路人”、“掉臂不回头”的世态炎凉,更有谪宦关于自我、人生、自然、宇宙的追问。

韩愈离开潮州两百多年后,苏轼应制作《韩愈论》,称:“圣人之道,有趋其名而好之者,有安其实而乐之者。……韩愈者,知好其名,而未能乐其实者也。”年轻气盛的蜀中骄子一定没料到未来的青云人生会是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。东坡后来到岭南写下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一文,一改前调盛赞韩愈,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:“能信於南海之民,庙食百世,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於朝廷之上。”谪宦不幸,岭南大幸；朝廷无情,岭南多情。这不,韩愈离开潮州之后,潮州山水尽姓韩；苏轼离开后的惠州,至今还传唱着“一自坡公谪南海,天下不敢小惠州”的光荣与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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